于学军经济下行中尤须重视的三大金融风险dd-【新闻】

发布时间：2021-04-11 17:12:47 阅读：次来源：螺栓厂家

于学军：经济下行中尤须重视的三大金融风险

上半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政府千方百计启动“微刺激”政策以拉动经济增长。6月末，国家统计局报出的主要经济数据好于预期，其中上半年全国GDP虽然仍增长7.4%，但二季度略高于一季度，似有触底回升之势。

在这些较好指标的感召下，国内外看待中国经济形势的情绪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各大国际机构纷纷调高了对中国经济增长指标的预测值，由原来的相对悲观改变为较为乐观。

长期从事监管工作，并且一直进行独立深入研究的于学军近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却有不同的看法，“从全国及全球大势来看，暂时还找不到中国经济恢复强劲增长的趋势性依据。中国经济的确处于一个错综复杂、难以清晰判断的发展阶段，具体由内外部等诸多因素所构成。”

在他看来，“三期叠加”加剧了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而经济处于下行状态，企业的生产经营便会遇到极大困难，此时银行的呆坏账就会明显增加，因而也最容易触发金融风险。

凭借多年的监管经验和深厚的理论研究，于学军认为，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房地产、地方债、“影子银行”三个方面的金融风险需要特别重视。

经济下行极易诱发金融风险

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于学军表示，他本人十分赞同政府相关文件概括提出的“三期叠加”，并认为它较为准确地描述了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三期叠加”是指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性政策的消化期在同一时间重合出现，因而产生叠加效应，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明显的下行压力。

于学军认为，三期中最核心、起主导作用的应该是“消化期”。“假若没有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这次全球金融危机，那么中国当时就不应当推出以‘4+10’万亿元，即4万亿固定资产投资与一年超过10万亿巨额信贷投放为代表的刺激性政策。”

许多人认为：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

于学军也认为，“‘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形式的直接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甚至并行而至。如同骑自行车一样，常常表现为一种动态平衡”。

于学军表示，“因为发展停滞常常会引发金融风险，或者说，金融风险常常发生在经济增长停滞阶段。从现实情况来看，如果经济处于下行状态，企业的生产经营便会遇到极大困难，此时银行的呆坏账就会明显增加，因而也最容易触发金融风险”。

于学军举例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货币信用持续膨胀，在1984-1985年、1988-1989年、1992-1993年，以及2003年后直至这次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大规模出台的刺激性投资政策等，多次出现较为严重的失控状况，最后之所以每次均可化险为夷，相安无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这个时期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的高速增长。

对此，他分析道，“经济总量的持续扩大，自然可以吸收和容纳更多的货币量。假如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或增长潜能式微，那么那些过多投放的货币信用就难以自行消化，并有可能演化成为恶性通货膨胀，从而形成较为严重的金融风险。现阶段中国经济金融出现的困难和风险，恰好与经济进入这样一个下行阶段有关”。

根据大量的调研和观察，于学军认为，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最棘手问题，是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实体企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营困难，现在“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的民营企业大多已感到很难办了。

在中国西部多地的考察中，于学军还发现这种经营困难及风险事件，已开始向中西部大面积蔓延。他表示，“主要的问题，企业除了需要面对普遍的产能过剩之外，投资环境也明显恶化。此外，金融开始出现混乱，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越发加重企业经营管理的难度”。

房地产“拐点”已至

在于学军看来，每到挤泡沫、去杠杆的时候，往往正是经济增长出现困难、金融风险凸显的最痛苦时期。他认为，房地产、地方债、影子银行三个方面的金融风险需要特别重视。

国家统计局近日数据显示，7月份 70个大中城市中，64个城市房价环比下跌，上涨的仅有2个。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房价环比均下跌。

房地产市场毫无疑问已进入一个持续的低迷时期。于学军认为，房地产的“拐点”已到，即这轮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的销售萎缩、价格下跌等现象，与近几年几次发生的短暂下降不同，反映的是一种趋势性改变，预计短期内难现反弹。

于学军认为，房地产市场的所有问题，最终集中反映在价格上，而房价表面上系由供求关系所形成，背后实则与普通商品一样，也是一个货币现象。“货币多发，房价就会上涨；货币紧缩，房价自然下降。”

说到底，房价不过也是一个货币符号而已。鉴于中国前期刺激性政策导致货币信用严重膨胀、现阶段不得不实行严格控制的大背景，短期内中国货币信用难言放松，所以必将制约房产市场持续低迷。

于学军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银行房地产信贷风险总体可控，但会爆发一定比例的呆坏账，将对个别房地产信贷业务较大、质量较差的中小银行形成明显冲击。信托、理财、小贷公司等‘影子银行’风险加大，甚至会引发破产倒闭潮。”

各地放开限购等救市政策也陆续推出，于学军认为，如果政策当局耐不住寂寞，又祭出放松货币信贷等大规模的刺激性政策，将重现资产泡沫。而这样做的代价和后果将极其严重，会使中国经济增长问题雪上加霜，内在的结构、比例关系遭到进一步破坏，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卷土重来，“烂摊子”必将更难收拾。

地方债蕴藏巨大风险

而地方债则一直像谜一样的让研究者们争论不休，它的不良率很低，长期大约维持在0.1%的水平甚至逐年下降，有人说风险巨大，有人说毫无风险可言。

于学军认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实际上蕴藏着巨大风险，长时间之所以未有暴露，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利用其掌握的资源和强势地位，政府与平台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相互借用、腾挪，拆东墙补西墙，竭力维护的结果。一旦融资环境在某个时期进一步收紧，连融资平台公司借新还旧都难以为继之时，就极有可能爆发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

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债务的政策控制，说来已持续多年，但融资平台公司的数量和负债总额却“不降反升”。

在调研过程中，曾有某市市委书记对于学军表示：“不是说我非要搞什么政绩工程，而是以前所欠的债务过于庞大，每年仅还本付息需要的资金就超过市本级财政的预算收入，如果你要求我停止借贷，那么明天政府就不知该怎么办了。”

另一位新任市长更是直言说出了心声：“债务都是前任所欠并积累至今，如果我不再借下去的话，那么就变成前任借债我还债；前任干了许多政绩，我什么也不能干。这样的市长能当下去吗？上级和当地百姓能干吗？”

更为重要的是，于学军认为，融资平台公司负债所遵循的规则不同，暗中破坏了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普通企业负债是以盈利即经营收益足已覆盖融资成本为目的和原则，而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则是以资金链在本届政府任上不断裂为目的和原则，这样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问题，就像一个烫手山芋一样，一届一届传下来，以致债务总额越积累越大。”

于学军大胆直言，“多年来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疯狂成长，看起来很像一个恶性肿瘤，它越生长、越大，对整体经济金融这个生态系统的破坏力也越强”。

并且多数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与一个地区的土地储备相关联，其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的正是地方政府的土地经营收入。这就造成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收益状况及风险补偿能力，直接与土地市场相连接。而中国的土地市场，现实中主要又由房地产所支撑，这样一来，房地产市场实际上就成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经营状况及风险是否爆发的晴雨表。

在于学军看来，如果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真如前面所述出现“拐点”，甚至有可能引发某种程度的“崩盘”，那么平台公司的违约风险就会进入高发期，其无风险或低风险的神话或许将就此终结。

也有人认为，“开正门堵偏门，给融资平台公司多开一些融资渠道，促使地方债务显性化，便可解决融资平台公司无限扩张、风险不断积累的问题。而于学军却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也许给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开的融资渠道越多，其负债规模会更大；债务显性化也解决不了其负债软约束的问题，因为大量的负债仍是银行贷款等所谓隐性债务，并不能使其真正做到全部债务硬约束。

于学军建议，在中国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解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日趋庞大的债务问题，其实并无多少好办法，唯一的措施就是应当严格控制，就像考核PM2.5指标或18亿亩耕地那样设置“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