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金融风险坚持金融改革中国入世的一场重大战役
中国入世谈判15年全幅图景应该是一幅三维画面,这三个维度由谈判、发展与改革组成,缺一不可。如果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过程视为一场战役,那么,中国入世前后而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化解金融风险、降低不良资产、稳步推进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开放,就是另外一场更重大的战役。经过这场战役,中国银行业从“技术上破产”,走上世界崛起。这一场重大战役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在以中央银行为主导、国有银行为基础、多种金融机构组成的全国金融体系中进行的。1995年6月到2002年底戴相龙任央行行长,是这一场战役的重要参谋,也是坚定执行党和国家重要决策的部门领导人。
戴相龙是一个有着特殊经历并有重要影响的中国金融界和地方政府领导人,现在掌管9000亿元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运营。我第一次采访戴相龙是在1995年6月,是他刚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时候,文章刊登在《瞭望》周刊第20期上,受到各方一致好评,题目是“金融形势与金融改革”。那时戴相龙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严谨与专业。在他卸任天津市长,回京任全国社保基金会理事长时,我曾写过有关他在天津工作受到市民赞扬的报道,被他谦虚地劝阻发表。戴相龙在中国宏观金融调控、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改革开放中扮演了两个重要的角色:一是中央有关金融决策的参谋,二是国家重大金融决策的坚定执行人。
在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整个谈判过程中,金融问题成为留在最后的几个难点问题之一,因为在谈判的背后,只有在极小的决策圈子内才知晓中国的金融风险究竟有多大。如以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导火索的泰国为例,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泰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为7.9%,受到严重冲击的马来西亚为6.4%,印度尼西亚为17%,而中国银行业整体的不良贷款率之高世界罕见。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按照四级分类为30%,按照五级分类则高达40%以上。在与美国完成双边谈判的1999年的那个时间点上,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上升到38%,即使到了2001年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时候,实际上四大银行总体上仍然处于资不抵债。有外国专家称,中国距离系统性金融危机“只差一根导火索”,因为整个中国金融系统实际上已经处于“技术上的破产状态”。
中国入世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另一幅美丽的画卷: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都经过股份制改造成为上市银行,全球银行上市公司排名的前三位都是中国的银行,中国的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已经下降到1%以下,中国的金融资产总值排位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占到世界的1/3,国家对外金融净债权已经达到2万亿美元,是世界上第一大的净债权国。中国金融业已经在世界崛起。
极为脆弱的中国金融体系,在十多年前到底经历什么样的努力才有了今天?戴相龙向我讲述了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背景和重要决策形成过程。戴相龙向我反复讲,1997、2002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认真评估了当时中国金融业严峻形势,正确制定了化解金融风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稳步促进金融开放的方针和一系列政策,并在全国坚定执行。上列会议,在化解金融风险,为我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后提高我国金融业竞争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6年8月5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北戴河召开有关会议,听取戴相龙有关中国金融业风险的汇报。当时戴相龙的判断是,风险的程度虽还不至于产生全国性的金融风暴,但是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有可能导致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进而影响到改革与开放大局。这一判断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并被纳入了中央要研究的紧迫课题。1997年2月19日,江泽民总书记召集有关会议,专题研究化解中国金融风险的措施。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提出,召开一次高层领导人会议,把金融风险告诉全党的高级干部,制定和落实整顿金融秩序和推进金融改革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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